要感谢那个最初发现“一”的人。要感谢。那个被囚禁的国王。日日夜夜。用一根树枝。将一变化成无穷大。从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这许多年。那个算命的瞎子走街串巷。用他所看见的光明。来谋求他的生。0《易经》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对于解读《传习录》的特殊性《传习录》第46节，反映了王阳明对《易经》的基本看法。一种典籍，能够称为“经”，至少要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在时间空间上均有首创性，发前人所未发，当属认识论的源头。第二、是历史选择出来最有价值、最完美的客观世界的规律，接近于恒常不变的绝对真理。前面已经说过，儒家的经典，汉代时只有五经之说，即《诗》、《书》、《礼》、《易》、《春秋》。南宋时出现十三经之说，在汉代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另外8种典籍，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可见《易经》，在历代人整理儒家经典文献，以期凝练其学问宗旨的过程当中，一直处于“经”的地位。更有人将《易经》称为五经之首、十三经之首，也是强调《易经》在儒家学说当中的重要性。以现代的观点看，我们倾向于相信任何一种学说，本质上都是唯象的。终极理论永远无法获得。——亦即找到和客观世界准确对应的客观规律，然后从其完全演绎出这个客观世界，让所有人无事可做，只需按部就班的按照这规律去生活，从此一切可期、一切都将化为必然的情形永不能达到。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总是在不断演进。而这演进的路线，均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让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更接近于理想中的终极真理而已。无论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科学）、人与人的关系（伦理）、人与自我的关系（宗教），可能均无法脱离此一认识论规律的约束。主要以伦理学为根本内核的儒学，正是如此演进了两千多年。简要而言，孔子之前上古人类生活的积累，开始形成一些基本的文献，经孔子系统而创造性的整理，形成五经，成为儒学的源头。五经后来发展为十三经，一是由于《春秋》之极度简略，便有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作为五经的“传”，对于五经的知识体系进行解读和阐发。二是由于《礼记》、《孝经》、《论语》、《孟子》，有本于五经却超越五经的新见解，作为五经的“记”，对于五经有极大认识上的提升。再加上《尔雅》，作为文字上的训诂之作，从此构成了所谓的十三经。需要说明一点，十三经的说法，仅仅是一种历史概念。从南宋到当下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已经有更多基于十三经而超越了十三经的新见解产生。如果整理南宋以来所有的儒学典籍，究竟有哪些可以列入“经”的范畴，已经超出这个帖子所谈论的范围。只是个人认为，就以上思路而言，《传习录》在新的历史时代，将之归入儒学“经”的范畴，应该是当之无愧。现在问题来了。就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认识而言，五经是孔子之前中国人生活经验转化为认识规律的总结。十三经是孔子之后到南宋这一段时间，新的生活经验对于五经的推进。就学问的演进而言，孔子之前的原始文献是孔子的知识背景，五经和十三经又是后代儒者的知识背景。那么现在我们学习《传习录》，必要清楚其产生，一定是基于之前的知识背景和其后新的生活经验。具体而言，对于学习《传习录》，就其全书整体，所涉及到的核心知识背景是《四书》。这个好办——遇到一句不懂的，去稍微花些工夫，查询原文即可。其所涉及到的更广大的十三经，除了《易经》之外，全书中并不多见。这个也好办——因为即便遇见此种问题，除了查阅原文之外，我们也知道《诗》是在情感升华意义上上古生活面貌的记录，《书》是带有理性反思意义下的上古历史，《礼》是儒家基本思想以内涵的行为规范，《春秋》是受到孔子思想调制过的鲁国历史。但是唯独《易经》，因其种种特殊性，如果仅仅以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一语带过，恐怕对于解读《传习录》当中为数不多的几条涉及到《易经》的语录，会有所影响。《易经》的特殊性，大面上而言，可以分为《易经》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易经》对于解读《传习录》的特殊性。相较于十三经中的其他典籍，《易经》本身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圣经》上讲，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其下的含义，大约是说表象是新鲜的，表象其下的规律是永恒的。亦即种类繁多面目各异的事物，总有其背后不变的规律所在。而从人性的角度讲，人们又期望得到一种能够指导生活实践的终极真理。所以《易经》的产生，寻找支配客观世界的终极真理，可能是其最原始最本真的动机。只不过受限于所产生的认知背景，《易经》的野心更大，其所期望找到的终极真理，以现在的眼光看，似乎是一种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包纳在其中的大一统规律。亦即十三经当中其余的十二部经书，主要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讲道德伦理。但是《易经》却在道德伦理当中，融入了形而上层面的宇宙观。这也是后世儒学天人合一理念的最早源头。第二、正是因为如此，在现代科学精神传播不足，以及信息化时代在繁冗的信息海洋中辨别真伪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使得这本书的真实价值变得扑朔迷离。一种极端的观点是，可以在《易经》中找到现实世界的全部对应。这是可悲的，也是反智、反认识论、反科学的。或者还带着一点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另一种极端的观点是，《易经》纯粹就是封建迷信，落后的文化。在任何方面任何意义下均毫无价值可言。而这一种观点，似乎又彻底的将人类的认知历史给抹灭了。任何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总是不断地由模糊走向清晰。何况现在，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反对《易经》首先是一本哲学著作，而不是科学著作。所以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易经》，这其中的观点，当然和现代科学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站在《易经》所产生的年代，我们又不能否定其中所包含的进步思想。就破除将现实世界与非理性的鬼神之间的关联上，《易经》包含着人类最本能、最朴素、最懵懂的理性因素。而用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来阐释现实世界，恰恰是科学的基本出发点。对于解读《传习录》而言，《易经》的特殊性又在于：第一、如不能在整体上了解《易经》是怎样一本书、其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过程，以及《易经》中的宇宙观，可能就无法在更恰当的视野下，理解《传习录》中出现某些《易经》引文的确切含义（语言下面的问题）。第二、如不能在知识体系上了解《易经》的主要概念和术语，我们就会存在一些语言理解上的困难（语言表面的问题）。第三、如不能客观的看待《易经》的价值，对其的过度迷信，或者过度轻视的态度性倾向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传习录》的解读（语言外面的问题）。于是这一篇解读，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尽可能简明的讲一讲《易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中的主要概念。第二部分，从个人有限的知识视野和理解层次，讲一讲作为哲学著作的《易经》，与科学的异同，算是给出一个价值判断。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解读第46节，顺便将《传习录》中涉及到《易经》的语录罗列出来，稍加注解。1《易经》的发展和形成及其主要概念《易经》原有三种版本，分别是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这三种版本，采用了类似的符号和图像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说法不尽相同。大约类似于日心说和地心说，都同意地球和太阳之间存在围绕旋转的关系，但是地心说强调地球是不动的中心，日心说强调太阳是不动的中心。说法太多，必然造成混乱，乃至无从选择。再加上几种说法之间，总有相对简单而完美的一种。于是孔子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周易》，将其定为正宗，并加以发展。现在我们讲《易经》，指的就是《周易》。《周易》当中的“周”之一字，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周朝。一说是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很多人倾向于相信后者，可能是因为周普二字，就含有一个终极真理的意思。《周易》当中的“易”之一字，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大概是说宇宙中事物潜在的规律在于：简易（简单而和谐）、变易（时时在变化当中）、不易（保持一种恒常）。从生活经验中来的规律，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将之表达出来，需要符号、图像、文字等各种具体的载体。文字作为更复杂更高级的表达载体，产生的要比符号和图像晚一些。伏羲时期，汉文字还未产生。伏羲先是创造出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分别用一条横线和一条中间断开的横线表示，用来表达阴阳的概念。然后用阳爻和阴爻排列组合，画出八种图像，即最基本的八卦（三爻卦、经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用来象征八种自然现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其后再将八卦两两相重而形成64卦（六爻卦、别卦）。由于64卦来自于八卦的两两相重，故可分为上下两体。上体称作上卦或外卦。下体称为下卦或内卦。再通过上下卦的卦象与卦义来解释64卦。64卦每卦六个爻位，自下往上，分别称为初、二，三，四，五，上。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是阴位。这样一来，不仅爻有阴阳之分（阳爻称九，阴幺称六），位也有阴阳之分。对于处在每一位上的每一幺，又有得正，失正、或者当位，不当位之说。伏羲创八卦，从其历史背景看，可能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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