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的名字叫《观念的水位》，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瑜。刘瑜的文字在理性与幽默之间充满张力，拥趸众多，被称为“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这本《观念的水位》实则为杂文集，内容包括国际时政、书评、影评及作者个人的思考杂论，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刘瑜所谓这些值得“被反复和清晰传递”的信息，关乎现代社会基本常识与观念的塑造，以下便是刘瑜的点题之笔：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
对于教师来说，甚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教育观念的转变与塑造，也是需要“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的，真正意义的教育变革也同样不会自动降临，而是必然伴随着观念的“水涨船高”。观念这东西，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你的观念你未必清楚地知道，即使你自认为知道，也极有可能未经理性检视，但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是观念的产物，同时也在传播着观念。因此，“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既是挑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觉知乃疗愈的开始”。
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不妨让我们再次默念一遍：
“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位拥有诸多荣誉称号且公认优秀的语文教师在面向教师的网络培训讲座上的“只言片语”。在排除了“断章取义”的风险之后，只言片语，特别是不经意的、不假思索的只言片语，往往最能反映“观念的水位”。心理学上有一种“自由联想法”，用于研究人的固有概念或观念，即是类似的原理。
先将这位教师的只言片语摘录如下：
在疫情期间，很多学校在上网课，但是上网课是非常伤害学生的眼睛的，我们也不大好监控孩子的学习状态。我们自己的学生的习惯就是不用电脑，不用手机，而是买一个播放器，这种东西呢，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爷爷奶奶喜欢用的，我喜欢这种小的，存上不同的录音，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小朋友呢也可以把课文的录音放在这个小播放器上，他在客厅里一边走路一边听都是可以的，反复地听、跟着背诵、朗读背诵，这样小孩子呢，他是比较自由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喜欢把孩子栓在电脑前，电脑对身体的伤害还是很明显的。不用说小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坐在电脑前或拿起手机来的时候，那些很多的吸引人的新闻跳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看，那么小孩子就更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他上网的时间还是要适当的控制，能不上网、能不用手机、能不用电脑的时候尽量不用。
近期大家都在讨论网络教学，认为是疫情倒逼我们认真探讨信息时代的教与学。而在这位教师的观念中，依然是“能不上网、能不用手机、能不用电脑的时候尽量不用”！潜台词似乎是，或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疫情这一特殊情况下，尚且“能不用则不用”，平时有条件“能不用”的时候，是不是就“绝对不用”了？仔细品品这句话，我不知怎的联想到了一些不太恰当的类比，仿佛听到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振振有词地宣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当然非常不恰当，也显得非常不尊重这位公认的优秀教师，但内在逻辑上似乎有着某种一致性：某种东西在我们的观念中被置于一个不当的位置，成为我们不敢逾越的障碍，这种错位带来的结果，便是让我们失去理性……
以手机和电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与传统纸笔一样属性的工具。然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信息技术被“非理性地”置于一个健康杀手的位置上，甚至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病毒"。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位长辈亲戚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少去计算机房（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电脑），听说流行一种计算机病毒，很多人都生病了……”
似乎我们也可以合理想象，在纸笔刚刚取代竹片、龟甲和刻刀的那个时代，也许也会有人说：“用笔在纸上写字，对健康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能不用就不要用，看看那些大量使用纸笔的人，他们不如以前那么强壮有力了（用笔写字比用刻刀省力多了），他们眼睛不如以前好使了（在纸上字可以写得更小更密，比起竹片龟甲上的阅读肯定更易造成近视）……”
他们说得都没错，即使是我那位“不明真相”的长辈，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为她说的是一种隐喻，诸如游戏成瘾之类，不就是一种可怕的“病毒”吗？真正的计算机病毒，这个名字不就是一种类比，将恶意程序类比为侵害生物体的病毒吗？这都是事实。但离开了理性的分析与思考，事实便会塑造不良的观念。
事实是一个南瓜掉到池塘里“咕咚”一声响，在理性缺席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塑造的观念便是“来了一个名叫‘咕咚’的可怕恶魔”。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尤其要比其他人更加自觉地保持理性、保持对自己观念的常态化省思。就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而言，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支持使用电子设备会增加近视发生概率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在不断地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更高的屏幕分辨率、更大的屏幕、专为电子屏幕优化的字体、更为健康的显示技术（如过滤有害光谱、非主动发光的电纸屏、墨水屏技术等等）都是为克服既有弊端的不懈努力。非理性的处理方式，让人对这些失去学习和了解的动力，甚至统统视而不见，眼中只剩下那个神秘莫测的可怕“咕咚”。
电子设备的便携，使得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更易处于不利于视力健康的姿势与环境之中，电子设备所呈现信息的多媒体性以及互动性，使其对人的吸引力超越了纸质印刷物，这正如纸笔书写让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能不用尽量不用”地去继续紧握刻刀和龟甲吧？
不经意的一些表达，恰恰最能反映我们的潜意识，而潜意识是最本真的自我。这位教师在提及那种播放器的时候，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爷爷奶奶们最喜欢的”，确实，那种播放器某宝上又名“老人听戏机”。老人喜欢的东西给孩子用？我们究竟是真的不了解孩子呢？还是真的没有践行“以学生为中心”呢？
讲座中推荐播放器时的PPT截图
这个小小的播放器，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有着很深的、很丰富的隐喻。
第一，它是惩罚学生的有力武器。你不是喜欢多媒体吗？你不是喜欢看视频吗？好，我就剥夺你！即使在信息时代，利用一个小小的播放器，我可以把你打回年前——20世纪20年代恰恰是录音广播等听觉媒体在学校开始广泛应用的年代。特别是，那位教师在提及这个小播放器的使用方式时，又在不经意中说了这样的话：“……一边走一边听……这样孩子是比较自由的……我个人是不喜欢把孩子栓在电脑前的……”潜意识的本我是直来直去的，是不知廉耻的，而我们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是经由意识层面的自我乃至超我审查和包装的，所以精神分析很多时候要反过来解释人的言行才能还原真相。这句不经意的话，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就是要剥夺你的自由，当你“一边走一边听”的时候，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如果你被电脑吸引了，我就失败了。现在的孩子，哪里受过这种“单一感官通道”的惩罚，别说孩子，我们不妨试试，单听声音的情况下，你能保持多久的注意力？
第二，它是教师自我惩罚的仪式。仔细想想，课文录音从哪里来？无非是用电脑或手机通过网络下载，电脑和手机能播放不？不仅能，还方便。自找麻烦地插上数据线，辗转拷贝到播放器上，然后如释重负地离开手机和电脑，利用如今看来很原始的“按键+光标”的操作方式定位文件进行播放……这是一套虔诚的宗教仪式，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惩罚，来抑制“本我”想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冲动，并由此生成一种“少用手机电脑我会更健康”的安慰剂。更可怕的是，这种自我惩罚，通过教师的传播，会变成对广大家长和学生的惩罚。更更可怕的是，以教师的公信力，这种惩罚会以一种集体催眠的面目出现，广大家长和学生面对自找的麻烦，丝毫不会认为是麻烦，甚至认为是妙招，实则为抑制本我冲动的“妙招”。
每当我拿起精神分析的手术刀挥舞一番之后，我总要强调：如果你完全不了解精神分析的基本思想，请一定一定忽略上面的每一个字，否则你可能很受伤。其实，懂不懂精神分析读了上面的文字都会受伤。但对于懂的人，如同经历一次手术，伤痛过后，观念会得以转变。
觉知，便不再麻木，觉知，乃疗愈的开始。
短短一小段话，类似的潜意识暴露还有很多。比如，“……就是我们成年人，坐在电脑前或拿起手机来的时候，那些很多的吸引人的新闻跳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看”。这一方面是我们上面说过的，以自我检讨的方式（我们都管不住自己）来自我惩罚，同时还有自我辩护的意味：不是我们管不住自己，实在是手机电脑太狡猾了。另一方面，按照“反过来想”的精神分析基本思路，它暴露的潜意识是：学习是枯燥的、乏味的甚至痛苦的，学习与使用手机或电脑是相对立的。
再有，这段话中多次提到对学生的监控或控制。从潜意识层次来看，我们对我们所关爱的人的控制，反映出的往往是我们对自己的不满，特别是以爱和关心为名义的控制，更深层次的解释就是通过控制别人来营造出我很厉害的假象，并以此自我安慰。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的学习是自主意义建构的过程，因为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只能发挥间接作用。间接地帮助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对教师和家长的能力其实是很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反思和学习。格外看中和追求对学生的控制，显然不是对建构主义学习观的认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就是在潜意识层面上为自己疏于反思和学习寻找借口：我要控制你，事实上我是控制不住的，我尽力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正如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界，我们也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如果硬要控制，对前者就是“人定胜天”必然遭到惩罚，对后者就是“精神万能”，最好的后果是“精神胜利”，更多的后果则是精神崩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地受大自然和潜意识的摆布，我们必须尊重乃至敬畏其力量和规律，我们必须坦然面对自己的弱小，然后我们可以寻求积极的互动，最终与之达成和谐共荣的局面。对熊孩子，亦是此道。所谓赤子之心、赤诚之人，孩子本质上是比我们更纯洁和纯粹的人，孩子与成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更多地受潜意识层面本我的支配，因此，面对孩子，如同与我们自己的潜意识相处，重在互动而非控制。
观念的塑造与转变，离不开“自觉”和“反思”。自觉即主动地自我觉知，反思即自觉地寻求病根及疗愈之路。观念的塑造与转变，也许会有“拈花微笑”般地顿悟，但更多地要靠“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般地勤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志业的教师，显然应该在这方面“为人师表”。
教师的为人师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就是做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终身学习的表率。专家分为两类，一类叫常规专家，一类叫适应性专家。两类专家的区别就是后者不会固守成规，前者终其一生将“成规”掌握得炉火纯青同时也将自己限囿其中，后者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学习、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乐在其中。专家教师同样存在这两类，关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可以参见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王美博士的专著《适应性专长与教师学习》（中国学习科学研究与实践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此看来，在如此强调创新能力的今天，真正意义的专家教师应该是适应性专家教师而非常规专家教师。
教学是一门专业，是一门手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手艺人容易“反求诸己”地固步自封，因此，教师要特别警惕。关于教师“归因”的研究表明，过多地将教学成效归因于外部因素是不利于教师专业成长的，然而当前的现实中，学生不好、家长不好、学校不好……都是普遍的归因对象。
观念的转变并非外部力量或因素决定的，反躬自省是必不可少的。自省才会自觉，自觉才会自主，自主才会超越名利的羁绊，才会自得其乐并乐在其中。一位真正的专家教师，是适应性的专家，是终身学习者，同时也是觉者和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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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订阅号作者：刘新阳
教育学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研究兴趣：
学习科学视域中的教学设计与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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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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